1950年初，台北夜雨不停，已过花甲的杨森坐在窗前，一页一页地翻看自己留下的“家政条例”——那是他亲手写下的内务统筹手册，厚达数万字，连服装、出操、点名都标注得明明白白。副官提醒他：“军长，明天要接见几个老部下。”杨森挥挥手，低哑地说：“先别提公事，我要想想家里的事。”这一句，隐约透出他多年不愿被外人察觉的隐忧：一个兵权在握的大帅，竟需要靠密密麻麻的条文才能维系家庭秩序。
回到40年前，1908年，他刚踏进四川陆军速成学堂。十九岁的小伙举枪列队，憧憬的是战场，而非闺房。可就在那一年，家书骤至，发妻张氏病故。张家无子，父母痛哭，杨森却在操场跑完三圈后才敢抹泪——这是他唯一主动选择的婚姻，也是唯一失控的婚姻。
军阀混战的十余年里，杨森屡败屡起，1913年“二次革命”被俘，幸得黄毓成看中那股狠劲予以收留。自此他悟出一句话：枪口抬高一寸可以救命，权位高一阶就能要人。权柄在握后，他将这套逻辑挪进私生活。
第二任妻子谭正德遵父母之命续弦而来，温良却难留丈夫的心。第三任刘谷芳，则是刘柱卿“押宝”式的政治婚姻。杨森并不拒绝，他尝到以婚姻换人脉的甜头。1924年拿下成都、重庆，他公开宣称：“钱要多，地要大，女人更不能少。”当地民谣随即流传：采花将军杨森，妻妾成群如云。
权力越大，索求越狂。1920年前后，田衡秋的遭遇最能说明这种“狂”。她本已有婚约，却在街头被杨森一眼相中，不管父亲拒绝与否，婚仪照办。田衡秋随即用理财本领稳住家中账目，成为晚宴常伴。有人感叹她“懂势”，有人替她悲叹无奈。
从四姨太之后，再无一桩婚事出自平等。萧邦琼、陈顺容、曾桂枝、汪德芳、蔡文娜、郑文如、胡洁玉……年龄越来越小，理由越来越简单：看上了就纳入门，看腻了就弃之。不得不说，这种“后宫式”管理在四川军界反成谈资，许多士兵偷偷笑言：“杨军长守家，比守城还严。”
杨森的严苛体现在细节。每日鸡鸣，十二位女人必须军装出操；午餐环坐，他先动筷，子女方能就席；晚上到哪间房，都由副官在表格上排班。一名新来的护卫看傻了眼，低声嘀咕：“这哪像家，简直是连部。”杨森却自豪：“没有规矩，怎压得住这群人？”
然而再紧的规矩也拦不住青春的心。七姨太曾桂枝与校内男生暗递纸条，九姨太蔡文娜试图解除婚约。杨森的处理方法只有一个字：杀。枪声在郊外响起，尸身曝晒三日，他让其他妻妾前往观看，以儆效尤。时年，他已五十开外。
1949年11月，解放军逼近成都，蒋介石命各部向西撤退。杨森匆忙上机，只带走田衡秋和胡洁玉。余下的姨太或病、或逃、或改嫁，命运各异。对于她们来说，败逃反倒是自由的来临。
1954年，胡洁玉在台北为他再添一女。朋友恭维“老当益壮”，杨森笑答：“种瓜得瓜。”言语轻浮，听者尴尬，旁人却不敢多说一句。
1974年，杨森高龄九十，再次以“招秘书”为名，将17岁的张灵凤迎进家门。有人揶揄他“老牛吃嫩草”，他自嘲：“老树也要发新芽。”婚礼当晚，蒋介石派人布置礼堂，穿过红毯的杨森脚步并不稳，脸上却溢满得意。
1977年春，他被诊断为肺癌。病房里药味呛人，张灵凤守在床前。她忍不住问：“十二位女子，有几个真心的？”杨森望向窗外，轻声：“真不真心不重要，关键是我想过一回皇帝的日子。”随后又补一句，“我都爱她们。”这话更像对自己的辩解。
同年夏末，杨森气息奄奄。他攥住张灵凤的手，嘴唇微动：“记得替我收好那本家政条例。”说罢，手指下滑，脉搏停顿。炽烈一生，归于寂静。
杨森走后，留下的四十余名子女散落各地，彼此间连名字都叫不全。那些年轻女子的影子，或被枪火吞噬，或被疾病摧残，或在平凡人家里继续度日。传言不绝，评说不断，但四川街巷里那首小调一直没变：采花将军杨森，妻妾成群，全是美人。
今日再翻旧档，十二位女子的名字排成长长一列，像被强行贴在史册边缘的脚注。她们没有左右过时代的走向，却见证了一个军阀的欲望与恐惧；她们未必心甘情愿，却默默写下女性在乱世间的悲歌。呻吟、抗争、沉默，最终都被一句“我就是想过一把皇帝的瘾”盖棺收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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